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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院首例船舶建造险案对“通常理解”的误解

发布时间:2018-09-22

摘要

  一、引言

  作为最高院首例船舶建造险案,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运保险运营中心 (以下简称人保航运中心) 与泰州三福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三福公司) 船舶建造保险合同纠纷一案, 无论是对司法实践, 还是对保险行业, 均产生了重大影响。争议已平, 尘埃已定, 但由此案所引起的思考却并未停止。此案案情并不复杂:三福公司与船东赫密恩公司签订以8条大湖型散货船为标的的造船合同, 并明确约定三福公司担保在海水密度为1.025t/m3、干舷吃水为8.25m的条件下, 船舶载重吨不少于16, 900t。为履行合同, 三福公司委托上海佳豪船舶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佳豪公司) 对船舶进行设计, 然而, 因设计错误, 交付时船舶在约定条件下的载重吨不足16, 900t。为此, 三福公司不得不与船东达成协议, 减免了造船合同下的一定价款, 以期船东能顺利接受船舶。由于三福公司对其中一艘船舶曾向人保航运中心投保船舶建造险, 故其对于这部分损失向人保航运中心提起了理赔申请, 但人保航运中心予以拒赔。双方争执不下, 因而成诉。

最高院首例船舶建造险案对“通常理解”的误解

  此案经上海海事法院一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 最后由最高人民法院再审, 历时五年有余。其中最大的争议焦点在于, 三福公司所诉请的损失是否属于船舶建造险条款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三福公司认为, 该损失属于保险合同条款中约定的“保险船舶任何部分因设计错误而引起的损失”, 在承保范围之内;而人保航运中心认为, 该条款中的“损失”仅指船舶的有形损坏, 因而三福公司所诉请的损失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细想之, 争议双方的分歧其实是对涉案保险合同条款的理解有所不同, 故法院应对保险合同进行解释以定纷止息。船舶建造险为海上保险类型之一, 而解释海上保险合同并非由法官恣意为之, 应遵循一定规则, 《海商法》并未规定海上保险合同的解释规则, 但《保险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 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 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因而, 要想解决此案纠纷, 首先需要弄明白的一个问题就是, 海上保险合同“通常理解”应如何理解?

  二、海上保险合同的“通常理解”

  1. 基本含义:“通常理解”是何理解

  如上所述, 《保险法》第三十条并未对“通常理解”作出进一步阐释。那么, 究竟何为“通常理解”?全国人大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袁杰对此予以了释明:“所谓‘通常理解’, 是指既不采纳保险人的理解, 也不采纳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的理解, 而是按照一般人的理解来解释。”保险合同多采用格式条款, 其目的在于简化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订立合同时的磋商过程, 大大提高了订约的效率, 但格式条款终归系保险人一方拟定, 难免存在偏向自己利益的内容, 而对未曾参加条款制定、完全信赖保险人的被保险人有所伤害。故, 为维持格式条款之合理性及平衡各方利益, 袁杰所称之“一般人的理解”, 不应是保险人的理解, 也不应站在个案被保险人的立场进行解释, 而应该“以该条款能预定适用之特定或不特定对象之平均的合理的理解可能性为判断基础”, 即应采一般的理性被保险人的理解。当然, 具体到司法审判中, 该理解实际上是“法官的理解”, 法官需根据个案事实, 综合考虑相关因素, 运用合同解释方法, 确定一个理性的被保险人会如何理解涉案保险合同条款, 反复斟酌, 以求公平合理。

  2. 解释方法:“通常理解”如何理解

  (1) 海上保险合同解释与一般合同解释的关系

  探求通常理解解释规则的基本含义, 也只是得出“通常理解”是理性被保险人的理解, 但这一标准仍显得过于抽象与难以操作, 法官在实际解释合同条款时, 还需要借助一些解释方法。众所周知, 《合同法》第125条对合同解释方法予以了规定, “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 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 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那么, 自然会产生疑问:寻求海上保险合同格式条款的“通常理解”是否必须要适用一般合同的解释方法?怎么适用?易言之, 《保险法》第30条与《合同法》第125条是何种关系?对于这一问题, 因为立法中并未明确, 理论与实务中众说纷纭。但概括来说, 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 寻求“通常理解”应适用一般合同下的解释方法, 并穷尽之, 若仍无法得出唯一解释, 即存在两种以上的“通常理解”时, 则启动不利解释规则选择对被保险人有利的解释。第二种观点认为, 《保险法》第30条的规定排除了《合同法》第125条的适用, 即法官可斟酌选择解释方法而不受一般合同解释方法的限制。

  对比两种观点, 笔者以为, 第一种观点更为合理。理由在于: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来看, 在《保险法》第30条未明确排除适用《合同法》第125条的情况下, 海上保险合同格式条款应当适用《合同法》对一般合同解释规则的规定。

  (2) 海上保险合同格式条款下的特殊考量

  1) 一般合同解释方法在海上保险合同下含义应有所不同

  英国的Salmon大法官曾说:“解释合约的主要规则只是指引而不是我们的主人” (Rules of construction are merely our guides and not our masters) 。其意思是说, 运用合同解释方法不可过于死板, 而应根据不同合同之特点灵活解释。海上保险合同相较于一般合同有其特殊性, 故一般合同解释方法在适用于保险合同时, 含义应有所不同。

  首先, 海上保险合同系附合合同, 多使用格式条款, “因其为当事人一方制定, 其内容未经过单个、具体协商, 具有为交易上的制度或规范的性质”, 故对其进行解释, 并非如一般合同解释一样寻求当事人的真意, 但也不似法律解释般采取“纯粹客观的方法”, 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寻求一般理性被保险人的理解。正是基于此, 在适用合同解释方法时, 为求得解释结果的客观性, 应侧重于使用文义解释、体系解释、习惯解释三种方法。除此之外, 大多数海上保险合同均为典型的商事合同, 而商事合同的当事人之间地位平等、协商能力均衡, “尊重当事人自治, 参酌契约之缔约目的、交易过程、商业习惯”是正确解释商业合同的出发点, 故解释海上保险合同时, 切勿先入为主地偏向于被保险人一方, 应充分尊重该合同蕴含的商业考虑和经济逻辑。

  其次, 就具体的解释方法的适用而言, 如文义解释, 在长期的业务经营活动中, 海上保险业产生了许多行业习惯的词句与表达方式, 它们与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存在差别, 因而法院在解释合同、探究合同的“通常理解”时, 应考虑海上保险领域下的特殊含义, 由此得出的解释方可谓之为该领域下的“通常”。若此时仍按一般公众的理解作为标准, 则对保险人显失公平。又如习惯解释, 海上保险行业有其约定俗成的惯常做法与基本原理, 因而在解释海上保险合同时, 应尊重保险惯例与保险原理。这方面较为典型的一个案例是中国抽纱公司上海进出口公司与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海上保险合同纠纷上诉案, 该案中, 核心问题在于:如何理解海上货物运输保险中的“提货不着险”?一审法院认为, “提货不着险”条款虽来源于英国海上保险中“Non-delivery” (“没有交货”) 条款, 但其中文含义已经脱离了该条款, 即不仅包括该条款文义中因承运人“没有交货”所致的“提货不着”, 还包括其他原因所致的“提货不着”。而二审法院推翻了这一解释, 其理由在于:原判从字义上对“提货不着险”作出的解释, 不符合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只对外来原因造成的风险给予赔偿的基本原理, 应按其在保险惯例中的确定含义进行理解。

  2) 构建理性被保险人标准的考虑因素

  如前所述, “通常理解”即为一般理性被保险人的理解, 那应如何构建理性被保险人的标准?一般来说, 理性人标准的建构应当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合同各方的老练程度和理解能力;理性人置身的整体环境;交易惯例。具体于海上保险合同中, 法官在解释海上保险合同格式条款时, 要想构建理性被保险人标准, 需考虑以下因素:第一, 订立海上保险合同的一般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老练程度与理解能力;第二, 理性被保险人置身的整体环境;第三, 保险惯例, 即考虑投保该类保险时的通常做法。

  三、最高院首例船舶建造险案对“通常理解”的误解

  通过对“通常理解”含义及解释方法的探寻, 回过头来再看最高院审理的此件船舶建造险案。此案中, 船舶建造保险条款第三条“责任范围”中约定“保险船舶任何部分因设计错误而引起的损失”, 如何对这一条款进行解释是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 该条款应被理解为:保险人承保的是因设计错误而造成的被保险人的损失, 且该损失在没有特别限定的情况下包括有形物理损坏和无形的经济损失。如此理解的理由是:该保险条款第三条“责任范围”第一句“本公司对保险船舶的下列损失、责任和费用, 负责赔偿”, 船舶在我国日常用语和法律制度中仅作为法律关系的客体, 而不能对外产生责任和费用, 因此, 对该句的完整理解应是“本公司对保险船舶造成被保险人的下列损失、责任和费用, 负责赔偿。”按照此种逻辑, 争议条款也应当被理解为“保险船舶任何部分因设计错误而引起的被保险人的损失。”而“损失”若针对的是人, 自然可以包含有形物理损失和无形的经济损失。

  不可否认, 最高院的上述分析是从中文的日常含义以及保单用语宾语和定语缺失的角度对条款进行解释, 逻辑上是能够自洽的, 连保险人律师方案后也承认了这一点。但是, 笔者以为, 该种解释是对海上保险合同“通常理解”的误解, 由此得出的理解是不够客观合理的。理由如下:

  第一, 该解释违反了基本的保险原理。一个基本的保险法原理是, 除非合同另有约定, 保险补偿对象仅限于保险标的本身的损失, 而不包括保险标的发生保险事故而导致被保险人的其他损失。这既是保险赔偿限定性的要求, 也是保险得以产生与发展的基础, 符合保险合同的商业考虑与经济逻辑。船舶建造险是工程险、船舶保险、货运险、第三者责任险和普通财产险等多种险别的综合保险, 尽管承保范围广泛, 但归根结底, 其保险标的为建造中的船舶, 除了特别约定的“责任与费用”外, 保险人所赔付的仅限于建造中船舶本身的损失。在此合同下, “保险人对因意外事故引起的建造中的船舶的损失负责赔偿。”与之相对应的是, 保险价值为保险人给付义务在“法律上”的最高限额, 而船舶建造险中的保险价值一般为船舶的买卖合同价格, 考虑到财产保险所遵循的补偿原则, 其中隐含着的逻辑显而易见:保险人原则上仅赔付保险标的 (建造中的船舶) 的损失。保险标的才是保险保障的对象, 保险标的之外的损失 (即间接损失) 不赔, 是保险标的概念下的应有之意。此案中, 被保险人三福公司所主张的因船舶设计错误而减免的建造合同的价款, 本质上是被保险人一种“违约责任”性质的损失, 此种损失显然不是船舶建造保险合同下的保险标的的损失, 并不在保险责任范围内。试想, 若把船舶建造险的保险责任范围任意扩大解释为包括被保险人的经济损失, 无疑是对基本保险原理的颠覆, 甚至将撬动“保险大厦”的根基, 不利于保险行业的发展。

  第二, 利用文义解释方法进行解释时, 不仅要考虑所涉词句的一般日常含义, 更要考虑其在海上保险行业语境下的特殊含义, 而最高院的该解释显然忽略了这一点。涉案条款实际上源于英国协会船舶建造保险条款, 保险人设计该条款的本意是承保被保险船舶发生的物理损坏。虽然放在博大精深的中文语境之下, 涉案条款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 但是, 该条款在船舶建造险的业务与实践中是有其特定理解的, 并且此种理解已为世界保险经营者所接受和承认, 成为保险行业内的惯常理解。诚然, 中国法律并无对物诉讼的概念以及“物”对外产生责任的概念, 但在仅仅围绕保险标的设计的保险合同中, 以“物”作为主语进行表述乃通常做法。因此, 法院在解释争议词句时, 应当考虑到其特殊含义。试想, 按一般日常含义, “一切险”可以理解为所有的包含一切的保险责任, 但显然这种理解是不符合保险惯例的, 甚至是颇为“荒谬”的。

  第三, 从构建理性被保险人标准的考虑因素来看, 船舶建造保险属于较为专业的保险, 其被保险人往往为经济实力较强、对订立类似保险较为老练的造船厂, 并且其往往有专业的保赔人员负责保险的安排, 或通过专业的保险经纪人来安排, 应认为其对船舶建造险的标准条款相比于一般人有相对更高的理解能力, 对保险条款的术语应能理解把握。具体到本案中, 被保险人三福公司是“一家实力雄厚的规模造船企业, 拥有职工近7, 000多名、固定资产40多亿以及船台六座, 并且其始建于一九八五年”, 可以认为, 该公司具有丰富的造船及投保船舶建造险的经验。其次, 考虑一般船舶建造险的缔约环境, 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地位并不像一般保险般悬殊, 因保险标的的价值巨大, 被保险人对该险种下的条款往往较为熟悉。再加上, 该条款使用已经有很长时间, 被保险人对条款应该完全知悉。再次, “保险船舶任何部分因设计错误而引起的损失”中的损失必须为“保险船舶”的损失, 这是符合国际上船舶建造保险业务的交易习惯的。因此, 仍以争议词句的日常文义去解释, 笔者认为是难以构成理性被保险人标准的。

  第四, 从船舶建造险保费确定的角度, 实务中确定保费时须考虑承保的风险与损失, 若在其保费确定时未将设计错误引起的被保险人的经济损失考虑在内, 而赔付时却需要对其负责, 即不符合经济逻辑, 对保险人而言难称公平, 也有损于保险合同的商业性。

  综上, 笔者认为, 最高院所作之解释并非海上保险合同的“通常理解”, 真正的客观合理的符合理性被保险人标准的“通常理解”应为:保险人承保的仅为保险标的 (“建造中船舶”) 的损失。

  四、结语

  在最高院首例船舶建造险案中, 一个核心问题是:解释涉案争议条款时如何寻求其“通常理解”?通过分析, 可以得出结论:海上保险合同格式条款的“通常理解”应为一般理性被保险人的理解, 探求“通常理解”时既应当适用一般合同解释方法, 以文义入手, 并综合运用体系解释、习惯解释等方法, 也应结合海上保险合同的特殊性作出特殊考量, 考虑海上保险合同的商业性与专业性, 尊重保险惯例。在此结论的基础上, 结合该案案情及法院裁判要旨, 可以发现该案对海上保险合同“通常理解”存在误解, 从而得出的解释背离了基本的保险法原理, 也难称客观合理, 不利于保险行业的健康发展。此案终归已尘埃落地, 虽然对其判决说理存有遗憾, 但保险人应从中有所启示, 并在设计条款时加以谨慎注意, 拟定尽量清晰的条款, 且及时就条款内容与被保险人进行提示、说明, 以避免此类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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