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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来市场经济改革的意义

发布时间:2018-09-14

摘要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一般和市场经济特殊的融合, 市场经济一般是市场经济发展一般条件的反映, 是市场经济的共性化特征;市场经济特殊是市场经济发展制度属性的反映, 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个性化特征。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遵循人类经济社会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 同时也创造性地凸显出“是其所是”的独特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 这些价值寓意和取向不仅将其与其他经济思潮和发展范式区别开来, 而且也使其在不断的成功发展中总结中国经验和获得道路自信。

  一、生产发展的社会主义物质价值

  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是唯物史观的首要前提, 人固然具有区别于动物直接生产性的创造性和超越性, 但是作为能够将自身美的价值运用于任何事物的前提, 人首先要作为生物性的人在物质生产中确证自己的存在, 无论是动物还是人, 物质生活的生产都是生存的最根本和首要的前提。这种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生产活动一旦突然中断或终止, 自然界和人类生活世界都会发生让人能够明显体察到的深刻变异。任何一个从事政治、思想、文化、艺术等非直接生产活动的人都无法抽离于吃喝住穿日常活动, 物质资料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才是人类历史的先决条件。离开现实的工业生产的改造力量, 人的本质力量无法得到确证和释放, 所以, “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 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 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 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 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1] (P574) 改造现实世界的力量不在于抉幽阐微的思辨省思, 而在于见微知着的日常生活。也就是说, 生产资料的生产方式和物质生产的生活方式的变更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不是智力觉照的构思。解放在于敞开式的生产生活实践, 而不是幽闭式的自我满足和救赎, 解放必须是实实在在的经济的现实的活动和改造力量。

  上述马克思恩格斯的物质价值思想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提供了致思逻辑和价值引导。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转变开启了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 尊重价值规律、运用经济手段、按经济规律办事成为市场机制改革的先导词。但同时, 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单向度倾向和惯性认知图式作为“杂音”也干扰和妨碍市场化改革的步伐。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 “改革计划体制, 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 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 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 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 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 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 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 灵活经营, 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 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2] (P568, 569)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既用中国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的新问题, 也廓清和拓展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的认识局限。1987年党的十三大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 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3] (P26) “国家调节市场, 市场引导企业”成为这一时期的经济运行机制, 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计划与市场、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的认识得到进一步解放。但是, 综观而言, 整个上世纪80年代充斥着关于市场化改革的实践探索和思想交锋, 夹杂着徘徊中的突破和曲折中的前进, 弥漫着“如何改”的担忧和“改向何”的困惑。1992年春邓小平发表了重要的南方谈话, 谈话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4] (P373) 南方谈话回归和具象化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物质价值思想, 一方面告别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的传统范式和原始认知, 另一方面明确了社会主义“是其所是”的本质意蕴和独特内涵, 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和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石。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把社会主义经济确定为市场经济, 并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统摄下提出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从基础性到决定性作用的过渡和飞跃, 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纵深化的改革中进阶到崭新的发展时代和阶段 (见图1) 。

图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发展的进程
图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发展的进程

  回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和发展进程, 可以看出,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秉持了生产发展的物质价值的基本原则, 同时辩证地发展和丰富了物质价值的多种样态, 实现了市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 并主张在公有制基础上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强化和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实现公有制的繁荣壮大和多种所有制形式茁壮成长的“百花齐放”的共同发展景象, 发展和壮大“属人 (广大群众) ”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且发展着的中国特色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既不同于自由市场经济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也不同于民主社会主义标榜的“超越左和右”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它坚持没有物质生产的发展或物质生产发展不足将是平均主义、异化和普遍贫穷的观点, 也坚持发展了的物质生产的共有和全民共享, 因而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有的物质价值取向。

  二、人民主体的社会主义人本价值

  良好、健康和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是客观规律性与主观价值性的有机统一, 规律性即物质生产发展的生产力标准, 价值性即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本性标准, 经济社会越向高阶段迈进, 越要在遵循客观规律性的基础上凸显人民主体的人本性。揆诸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首先肯定了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 同时也揭露和批判了人的本质扭曲和异化现象, 阐释了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人本价值, 即人的主体地位和人本价值被重新首肯和强调, 人的各种需要和尊严地位被重新满足和恢复, 人的自主活动和自由意志被重新还原和维护, 人的分工役使和社会地位的极度分化将被代替, 人的劳动时间和成果实现的中间环节将被取消, 大写的人和自由人的联合体将会实现。

  人的主体地位和人本价值是马克思恩格斯倍加珍惜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 也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初心和一以贯之的根本原则。早在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改革初期, 邓小平就掷地有声地把“三个有利于”的实践标准作为判断社会制度性质、审视经济改革成效和确定未来改革方向的圭表,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接续发展都得益于这一判断标准的检验和校正。1992年6月9日, 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讲话在分析了经济新情况和理论新动态的前提下, 建议采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命题, 并在1994年12月9日到14日在天津考察工作时,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了深刻论述, 他指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 这并非多余, 并非画蛇添足, 而恰恰相反, 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 就是点明我们的市场经济的性质。”[5] (P203) 社会主义作为与市场经济并列的不可或缺的中心语, 点明了市场经济的“中国意蕴”和“中国特色”,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作为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改革的领航者和掌舵人, 必然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最广大人民的主体意志、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多维权利、发展最广大人民的伟大力量、增进最广大人民的社会福祉, 这既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植根之基, 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的力量之源。习近平在总结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时指出, “改革开放之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一开始就使改革开放事业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改革开放积累的宝贵经验, 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强调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 发挥群众首创精神, 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没有人民支持和参与, 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和挑战, 只要有人民支持和参与, 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就没有越不过的坎。”[6] (P97)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期和深水区, 习近平提出要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两个是否”凸显了人民群众推动改革进程的参与感、提升改革效果的自豪感、共享改革成果的获得感和实现改革愿望的满足感, 在新时代和新方位中丰富和延展了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改革的新内涵。

  总之,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在敬民、亲民、爱民、体民和恤民的传统文化中产生, 在凝聚共识、汇集民力、人民参与、人民评价的现代文化中成长, 坚持马克思恩格斯人民主体的价值取向, 传承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群众路线的根本宗旨和工作方法, 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我是谁, 从哪里来, 为了谁, 到哪里去”的政党安身立命的大问题。在人民主体这一根本原则的指导下,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用生产资料公有制根本祛除私有制和异化的矛盾和弊端, 在此基础上, 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 人民群众推动改革, 人民群众共享成果, 人民群众利益至高无上的原则, 凝聚人民力量, 兴办人民事业, 保障人民利益, 倾尽心力倾听人民呼声, 竭尽全力回应人民期盼, 全副努力保障人民权利。以人民群众是否赞成政策制定、是否高兴政策出台、是否支持政策落实和是否满意政策结果为准绳,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为前提, 以基本经济制度为基础, 以现有分配制度为保障, 形成了人本型的市场经济。只有在人民主体和人本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 才能改变只有在财富大量增加和增值条件下对普通劳动阶级财富和工资的“滴落”和“施舍”, 才能改变只有在经济社会积极发展和进步条件下对劳动阶级营养和健康的最低标准的“灌输”和“兼顾”, 才能改变只有在资本良心发现和自我否定条件下对劳动阶级免于匮乏和恐惧的“保障”和“执行”。只有在以人民主体为出发点和依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才能真正实现土地为人民种植而改良, 商品为人民需要而生产, 利润为人民富裕而增值, 市场为人民服务而运转的人民主体的价值目标。这一目标贯穿和体现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践履和市场经济思想构建的全过程, 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殊异于其他经济模式和思想模式的最显着的方面。

  三、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传统的和始终如一的价值追求,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其他经济模式的最显着的特征之一就是在实现经济效率的同时, 仍将公平正义作为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价值, 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属性和内在要求。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最核心的价值之一, 马克思恩格斯对公平正义格外珍视, 公平正义的政治经济价值追求贯穿于他们思想的全过程。马克思认为公平正义不能单纯从“人类精神”和“一般意义”上来剖析, 不存在超越一切的抽象的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要与具体的社会形态、制度机制和经济形式相适应。他认为, 商品交换以承认财产私有者的平等地位、自由意志和自愿选择为前提, 也因此, 使得商品经济天然具有冲破特权观念、摆脱人身依附、消除宗教幻想、消解制度神话的脱域性特质和基于分工协作、着眼利益需要、尊重天赋差异、忽视自然偶然的平等竞争偏好, 商品经济相反相成的两面性, 使其虽然培育了法权意义上的平等, 却增强了自然偶然性的特权;虽然消除了权力崇拜, 却囚困于商品拜物;虽然保护了个体利益, 却助推了利己主义;虽然增进了社会成员的整体福利, 却减损了弱势群体的部分利益。因此, 市场经济一般具有其与生俱来的价值基因缺陷, 需要将其置于具体的社会制度框架内加以矫治, 使其朝向“好的市场经济”方向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融合, 补抑了市场经济自身的外生生态环境和市场失灵的天然裂缝, 发挥了市场经济优化资源配置和促进公平正义的潜能优势。具有社会主义制度属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秉持公平正义的应有意涵和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的政治价值理念, 在强调具体的历史的公平正义所由以产生的物质经济条件后, 阐明了社会主义实现公平正义的目标是个体与群体之间、阶层与集团之间各种利益和利害关系的正确协调以及冲突与矛盾关系的妥善处理。从党的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到党的十九大对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布局优化, 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互逆互补的价值导向, 既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度契合的聚焦点和高频词 (见表1) , 也是测度改革成果的晴雨表和明确改革方向的指示器。习近平指出, “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 审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 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 哪里就需要改革;……对由于制度安排不健全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问题要抓紧解决, 使我们的制度安排更好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6] (P97)

表1 党的十四大至十九大报告中“公平”“正义”“公平正义”的出现频次
表1 党的十四大至十九大报告中“公平”“正义”“公平正义”的出现频次

  为动态监测调控和共时性横向对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正义进展情况, 有学者以基础制度 (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为中心、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为两翼形成了公平正义的评价标准和体系, 对67个具有代表性国家的公平正义现状进行了测度和评估 (见表2) , 结果显示, 一方面, 中国的公平正义综合评价值为2.57, 整体排名45/67, 公平正义程度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动态发展适配良好。另一方面,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公平正义距离优秀水平仍有弹性上升空间, 需要进一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解决好收入差距问题, 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7] (P41) 使公平正义更全面更广泛地体现人民主体地位和彰显共同富裕主旨。

表2 公平正义综合指数评价结果
表2 公平正义综合指数评价结果

  四、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价值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遵循马克思恩格斯所设立的社会主义物质价值、人本价值、政治价值之外, 最重要的是以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终身奋斗的目标价值。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追求, 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其他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截然不同的最显着特征。

  共同富裕的思想首先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和商品财富极大丰裕的物质基础之上。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问题上,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其他形式的市场经济有着共同的关切和申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 与阡陌交通和相忘于江湖的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相比, 资产阶级开创了现代化交通和时空互换的商品生产和世界市场的经济时代。商品、资本和市场是现代交通的车轮, 是时间消灭空间和空间容摄时间的换算公式, 同时也是驱策世界市场形成的内在动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用无坚不摧的经济力以摧枯拉朽之势淹没和战胜了封建的政治权力和暴力, 从而唤醒了潜藏的生产力和解放力, 庞大的经济基础和雄厚的生产力, 是市场经济对人类解放的巨大贡献。

  但同时, 市场经济的运行逻辑和市场权力的扩张悖论对象化到不均质的经济社会中时, 在一个国家内部引发了分离和对立, 形成了外围从属于中心、乡村从属于城市、落后从属于先进和愚昧从属于文明的不均衡格局。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不公平的分配制度, 将整个社会日益撕裂为尖锐对立的两个阶级———占据主导、集聚优势的有产者阶级和依附从属、处于劣势的无产阶级。无产者为有产阶级生产了价值增值的商品, 却造成了自身的贬值;创造了丰富的财富, 却造成了自身的贫瘠;成就了富者发展的蒸蒸日上, 却酿成了贫者生存的每况愈下, 它创造了巨大的商品和财富堆积, 却抽走了社会前进的持久动力。因之,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要变革不对等和不公平的社会现实, 必须从根本上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 将劳动由抽取和遏抑工人本性的手段规正为丰富和提高工人生活的能力, 必须调整利益分配格局, 改变生产的盲目性、无计划性和无政府状态, 从而“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通过……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 ……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8] (P36)

  在中国, 共同富裕是市场经济生产力原则的刚性约束和社会主义制度合意性取向的柔性要求耦合的产物, 一方面, 与以往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一样,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演进过程中, 市场机制所激发的强大生产力是不可阙如的硬性条件, 而社会主义制度也从另一方面“激励人们根据自己的选择和依从那些决定着其日常行为的动机而尽可能地为满足所有其他人的需要贡献出自己的力量。”[9] (P17) 因而, 作为制度安排和经济伦理统一体的共同富裕, 能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掘进的不同阶段和时期, 回答为什么要发展、依托什么发展、怎样才能发展、如何继续发展等一系列关乎根本和长远的关键性问题。在此目标统御下, 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共同”不是“同时”而是“渐次”, 不是“平均”而是“均等”, 是一个也不能少的“主体全覆盖”和一面也不能缺的“内容全囊括”。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走从外围到中心、从简单到复杂的内陆支持沿海、农村支援城市、先富带动后富,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改革路径。在目标达成的过程中, 共同富裕始终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则和改革方向,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始终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进的核心要义和前提保障。在此基础上, 借助分配再分配等手段和制度的设计安排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缩小贫富差距, 避免“富者累巨万, 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 使发展成果的分享更具公平性和普惠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要给所有人提供丰富盈溢的生活、健康有益的工作、充裕闲暇的时间和饱满充分的自由, 进而在满足所有人共同富裕的基础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要使作为指导原则和价值目标的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和效力, 还必须通过制定量化的指标体系对其执行进度和绩效进行监测调节。就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而言, 大体由三部分组成, “一是基础指标, 也就是反映我国总体水平的指标;二是核心指标, 也就是反映差距存在与消除的指标;三是辅助指标, 也就是反映与国际水平比较的指标。”[10] (P42) 基础指标下设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五个二级指标, 对经济发展程度、人均GDP水平、人口城镇化比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受教育年限、环境质量指数、社会安全指数等进行综合统计。核心指标下设收入消费、区域差异、社会保障三个二级指标, 对基尼系数、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城乡基本社会保障覆盖率等进行动态考察。辅助指标下设人类发展指数和幸福指数两个二级指标, 对生活水平、就业情况、教育年限、预期寿命、心理体验、生活态度等进行横向比较。总体而言, 指标体系全面性和综合性地体现了共同富裕的丰富内涵, 历时性和共时性地考察了共同富裕的水平进展。就共同富裕的执行进度而言,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定位上, 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没有变, 逐步缩小城乡区域阶级阶层发展差距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没有变, 以所有人的共同富裕为目的而解放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和调试生产关系的目标没有变, 在此前提下, 习近平提出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两段论”———“第一阶段, 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第二阶段, 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 我国人民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11] (P28, 29) 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的“两段论”是新时代正确处理好改革进程中发展与分配、政府与市场、税收与保障、共建与共享以及个体与全民、渐进和共同关系的“阿里阿德涅之线”, 为实现普惠、共享和可持续的社会主义终极目标价值提供了践履方案。

  总之,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 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回应和助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首先要有先进的理论指导和价值指引, 生产发展的社会主义物质价值、人民主体的社会主义人本价值、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价值既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 也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忘初衷的集中体现, 只有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 才能取得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继续胜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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